摘要：[67]参见伍宪子：丁巳复辟真相，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湾)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
吾诚不忍闻德舰之炮声震我境土。
总之，在西方法治国家，执法就是执法机构依法贯彻实施法律，属于法治系统的内部事务。执法专项行动一般由上级政府部门发文通知，任务层层下达，一直到基层执法机构。
群众青睐于到地方党政系统反映问题，地方党政必须有所回应，典型方式是开展专项整治。政治伦理的实践极为重要，它甚至可以决定意识形态的接受度和党的思想领导的有效度，因为群众不仅要看党政体制如何宣称，更看重其如何行动。考核一般是静态的，不介入执法过程本身，主要评价执法留下的各种痕迹，最常见的方式是查阅案卷材料、收集各种数据。而当条条发现某一问题较为突出时，往往会发起执法专项行动。向下分配执法事务，主要依靠行政体系内的优势地位，依靠对下级职务晋升、工资奖金发放的控制权，并不同时分配相应的事权和财权。
在考核评比之后，上级部门会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和排名情况对基层执法机构、领导、一线执法人员实施奖惩。一是党政系统内的动员。当万国皆趋宪政时，违之则大乱，而德乃由宪政返专制，然乃大治，岂不异哉？[45] 这样一种君民共治的政治，既不能界定为主权在民，也不能界定为主权在君。
但这一见解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19世纪欧洲列强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帝国建设实际上是在同步进行的——在欧洲本土，列强通过教育、兵役和语言等政策，促进民众的文化同质化，试图培育民族国家认同感。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陆续脱离沙皇俄国而独立，与俄罗斯一样成立了共和国。只是为了适应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条件，康有为主张采取英式的君主立宪制，他称之为虚君共和。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奠定的维也纳体系，确立了君主制国家的优越地位，并影响到了中国晚清立宪派的宪制思想。
另一个现象是，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基本还是欧洲国家的天下，只有五六个非欧洲国家与会。如果中国恢复势力，则可以取回东三省。
康有为也并不认为德国的立法机关就是徒具象征意义的橡皮图章，至少其还是有立法与定税两项大权，君虽有行政之大权，而不能出法律之外，故民不蒙专制之害。这种对自己站在世界主流的自信，是支撑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主张君主制的精神支柱之一。[46]姜义华、张华荣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59]康有为：致毓朗书，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九集)，第168～169页。
在这一背景下，种种与国际主流接轨的学说应运而生。而这正从反面证明康有为对于北洋集团既得利益的估计是比较正确的。霸权结构一旦形成，即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直到新的霸权竞争者溢出既有的霸权体系，重设国际体系规则。[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意味着，不仅中国的君宪复辟运动很难再得到国际体系的支持，即便是其他的国内政治运动，在国际上引发的反响也都是高度分裂的。康有为仍然相信，德国终将崛起为欧洲霸主，德国所代表的君主制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典范性。
康前往加拿大，展开海外保皇运动。[55]美国国力强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作为区域霸权，合并其他国家。
[60]当然，在1910年，欧洲列强的王朝正统主义相比于一百年前已经大大削弱，康有为的政治修辞建议，体现出他对维也纳体系鼎盛时期的深刻印象。当时华北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随后出现八国联军入京，俄国出兵占领东北等事件。[24]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了欧洲列强在本土维持和平，却将祸水外引这一国际体系常态。德意志第二帝国宪制中的某些部分对于德国自身是否有利都存在很大的疑问，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但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美洲与亚洲参与者。虽然德国实行联邦制，但邦单位规模较小，相当于中国的州府，而且各邦已被普鲁士整合进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政治过程。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坚持，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其理论的彻底性，而他的基础理论，又扎根于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政治经验。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则着眼整个国际体系，更新公羊学的内外论述，以保持儒学的万世法地位。
[15]公羊学有异内外之论，东汉经学家何休将异内外与张三世相关联，三世对应着不同的内外关系：于所传闻世，内其国而外诸夏。[66]康有为：致议和委员陆、顾、王、施、魏书，载姜义华、张华荣编：《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而康有为盛赞的德皇威廉二世逃跑到荷兰躲了起来，毫无英主的气概和胆识可言。而进一步的形势是，非洲破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
为何要选择康有为作为切入点？有三个重要的原因：①康有为是晚清立宪派的旗帜人物与主要理论家之一，支持君主立宪制[14]的主张终身未变。三、德国的崛起与体系的衰变 流亡中的康有为足迹遍及五大洲，考察列国政俗，更为深入地理解当时的国际体系。[23]欧洲列强以文明的标准尺度区分不同类型的对象，中国首先是被归在半开化国家中，但康有为担心中国正在坠落为国际秩序中的底层，即非洲的黑人土著部落。吾诚不忍闻德舰之炮声震我境土。
康有为面临着解释德国何以失败的压力。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盟、臣服、冲突乃至战争等种种活动，以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方式，不断塑造和重塑一个国家的国内宪制。
只是维新党人的计划比春秋战国时的做法更进一步，重用伊藤博文，不仅是想借重其个人的才华，更是希望借他身后的日本政府权威压制后党。维也纳体系原本由英国与俄国分享霸权，二者处于欧洲大陆两翼，给欧洲大陆的国家留出了许多腾挪的空间。
波兰历史上共被瓜分三次，最后一次瓜分正是基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大同书•第五》是康有为在三世说框架中处理联邦制的核心文本。
继而德争霸于国竞之时，则以国为重。在20世纪初的语境下，康有为正在与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努力证明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中，君主立宪优于共和，落实到其列国游记的写作上，就是从君主立宪国比共和国更为繁荣强盛的事实，反推君主立宪国道路更为优越。有时候甚至在一篇文章里会出现两种意义的共和，1917年的《共和平议》即如此。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
[63] 以欧洲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实践作为支撑，康有为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溥仪作为虚君，而实权可以转移到国会与内阁。欧洲列强在近代的扩张，则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
作为一个职业外交界的圈外人士，他对列强之间丰富多样的协调渠道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在列强面前的议价能力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1898～1899年中、日、美、英同盟乃至合邦的主张，到1900年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关系的策略，康有为试图扮演一个类似于纵横家的角色，但其主张全部落空。
对于许多立宪派人士而言，既然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仍然是君主制国家，他们就很难改变自己坚持君宪的信念。[27]参见康有为：联英策，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四集)，第8～9页。
